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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市民社会实现的是双重解放，亦即使个体从国家与家庭的父权主义中解放出来。

国家可以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将城市的土地征收为国家所有，但这项权力的行使必须遵守宪法第10条第3款依法转让土地的规定，而不能直接将非国有土地无偿地国有化。改革开放以来的宪法变迁，主要是所有制结构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赋予了劳动权和劳动的概念以全新的宪法含义，并使职业自由成为我国宪法劳动权存在和运行的主要形态。

制宪权作为宪法学的基础性概念，在过去的一年中，受到宪法学界的普遍重视。在某项法律、政策或决定不具有压倒性利益的前提下，如果其对弱势阶层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差别性负面影响，就应当基于差别性影响标准宣布其无效。在谣言规制上，若采用过度严苛的规制政策，则会导致寒蝉效应，影响言论自由的行使与思想市场的形成。有学者探讨了宪法财产权的保护范围，认为将私法财产权等同于宪法财产权的这一做法忽视了法律和宪法之间的位阶不同。有学者对我国宪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的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进行了学理分析，认为其规范内涵是：城市的土地可以属于国家所有，也可以不属于国家所有;城市可以建设在国有土地上，也可以建设在非国有土地上。

有学者探讨了地方人大与其常委会立法权限的划分问题，认为基于我国宪法、立法法没有明确划分地方人大与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等原因，在地方立法实践中地方人大常委会几乎独揽了地方立法权，地方人大的立法权则形同虚设。有学者探讨了国家征税的宪法界限，认为征税构成对私有财产权的限制，审查其宪法正当性需要将引导税、再分配税和财政性税收区别对待比较而言，中国宪法具有的某些独特品格和相关规范，可以更好地直面道德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旦进入宪法，一方面将不可避免地有僵化倾向，另一方面也可能会使其借助宪法的最高法效力，以价值引领为名而行价值统治之实。硬性宪法的技术，如特别严格的宪法制定和修改程序，违宪审查机制的作用，宪政传统或宪法惯例。而一旦这一结构无从适应社会发展而有待调整，便意味着作为社会发展实质内容的社会核心价值的变迁，要求与之相联接的宪法价值体系做出与时俱进的调整，在此基础上，依据新的宪法价值体系调整宪法结构。当然，宪法须设置部分合理诉求上升为宪法权利的开放机制。

而宪法倡导性义务，无法在部门法层面上予以直接实施，它只能通过宏观层面上的共同体伦理的宪法教导和微观层面的制度的正向激励和事后救济来实现。共同体是个人的身份认同和价值归属，人若想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自我约束以成为一个符合共同体道德立场的人。

据此而论，宪法与权利之间，不仅可说宪法因列举权利而具有最高价值，亦可说，权利因被宪法列举，摆脱了自然法虚无缥缈的道义幻象，由此具有了经由宪法理性确认、与社会结构相适应、并获得宪法庄严承诺的确定性规范内涵。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个体价值占据支配地位的情景下，社会核心价值难以获得独立地位，甚至有被个体价值遮蔽之忧。推进宪法精神文明建设相关规定的实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了一条合乎法治运行规律的现代道路，也就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现实间搭建了联接通道，从而可有效应对作为社会现实普遍问题的道德困境。参见刘茂林、仪喜峰：《宪法是组织共同体的规则》，《法学评论》2007年第5期，第15页。

享有某项权利，就有资格要求国家提供满足此项权利的公共资源。摘要:  现代社会的道德困境，具有个体普遍放松道德自律、价值冲突剧烈且不可公度和社会道德共识难以凝聚三重意蕴。总而言之，义务来源于人们为组成共同体并维系共同体生活所自愿承担的自我约束和限制。其本质是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失衡。

可以从如下三个角度，揭示道德困境与现代宪法的内在关联，据此阐明作为宪法现象的道德困境及其逻辑结构。（二）偏斜的权利一义务结构 现代宪法以个体权利为基点，权利是受到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

不过，百余年跌宕起伏的宪法实践却颇能说明，追问中国宪法的主体性及其与中国社会的契合性，也许才是叩开宪法之门的根本之道。以民法为例，民法中存在如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要件中的行为内容合法的引致规范，和诸如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概括性条款的合宪性解释，可经由宪法将民法与道德相沟通。

这一统一状态可归结为，宪法提供了一种有关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观念与实践。进而，从观念上培育了个体的共同体意识，从制度上设置了诸种人与共同体协调并进的机制，内在地促进了依据个体内心道德的倡导性义务的履行。[10]经典宪法，是以近现代宪法现象为抽象对象，秉持国家权力—公民权利二元结构，揭示了是国家根本法的观念。[9]社会道德共识的虚无使得传统的善恶判断失去基础，日趋模糊，人们的行为最终只能按照自身的道德判断来做出。[2]在以经济主导迈向工业社会的历史逻辑中，道德困境经社会有机体的交互感染而掺杂于上述诸种问题中。作为现代社会不可动摇基石的个体自由，仍需宪法的卫护。

[24]第二，中国现行宪法是世界上较为全面系统规定精神文明建设的宪法。宪法价值法则，是宪法的价值来源和逻辑起点。

这些问题由其催生或助长，而其彻底解决，则根本上仰赖道德困境之化解。[23]应当指出，这一问题并非宪法在回应道德困境时所独有。

部分观点认为倡导性义务不构成宪法义务，其理由是义务对应着法律责任，而倡导性义务无从对应法律责任。缠访缠讼等现象，也有缺乏道德约束而主张利益至上的偏颇权利观念的因素。

这一程序机制，并非大而化之地与宪法诸种程序的对接，而应有其特指，也即为防止出现上述偏差为目标。它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之下，因而不是一种个体意义的权利表达，而是与共同体福祉息息相关的。而在社会结构分化的语境下，加之新型传播技术发展所促发的立体式传播效应，既有的独白式宣传模式日益感受到不适，进而陷入所谓的核心价值认同困境。宪法指导思想对包含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确认，并通过宪法规范对公德的明确表达，表明了宪法鲜明的道德立场。

它淡化了个体内在的道德品格判断，日益丧失对人的终极关怀，抑制了好坏标准和善恶标准的存在。然而，这一结构调整，并非昭示现代宪法已然走向穷途末路。

宪法同样需要通过某些程序机制，为个体价值保留宪法空间，以免复归道德独裁。方世荣等著：《见义勇为及其行政法规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页。

原教旨主义的市场经济及其种种悖谬，核心是市场经济伦理的失范。在缺乏共识和认同的社会，人们开始失去向心力，极易走向极端的个体认同，从而陷入各种唯己主义所致的道德困境之中。

只有这样的法则，才能高于宪法，并以根本不变之道赋予宪法根本法特性，使宪法享有最高权威。而当下道德困境，则是社会核心价值被遮蔽以致未能发挥应有作用之故。[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然而，这一法律体系在建构完成之后，却呈现出一种以祛除道德判断为内容的去道德化倾向—既然道德判断在确定规则时就已经做出，那么规则的适用自然与个体的道德观念无关，更多的是一种指引现代人走出道德选择两难的技术措施。

就此而言，这一程序机制应集中于对少数价值或持少数价值者的保护，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宪法立法起草程序，应主张百家争鸣、多方博弈，以防止价值一边倒。而在行动时，现代人虽可以我有权利为由行动，但如上所述，现代宪法的权利—义务结构之下的义务仅是作为权利实现的工具和保障而言，并不具有道德意义。

涂尔干在200多年前指出的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问题，即道德失范状态及更严重的道德沦丧，于转型中国仍有警示意义。（二）反思现代权利观念，规范宪法权利内涵 在权利观念上，中国宪法提供了一种与现代西方宪法不同的模式，它在肯认现代个体主义权利观念进步性的基础上，强调兼顾权利的社会责任。

这一境况的原因是深刻的：其一，道德困境是现代社会结构的产物，而作为社会结构之反映的宪法，自然无法超越这一结构，它所能做的，只是不断后知后觉地修补。因此，宪法道德使命的现实落脚点是，通过宪法凝聚社会共识，以此走出现代社会因不可调和的个体价值冲突所致的道德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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